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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的礼乐文化以及纹饰产生的背景

发表时间:2020-09-01 10:56
  商周青铜器纹饰产生背景,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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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青铜器的礼乐文化
  
  我们为前人非凡的青铜冶炼工艺叹服的同时,也学会了用“历史的维度”和“全球的视野”看事物,看到了商周青铜时代背后的礼乐文化。
  
  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历史上,青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青铜器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在世界古代的一些发达地区,如埃及、印度、爱琴海等地区都出现过青铜器,但提起青铜时代,最负盛名的还是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文明。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青铜时代不同,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当礼乐工具。它固然也充作生产工具,但主要还是用于祭祀和战争。
  
  这是因为,当时的“国之大事,在祀在戎”,所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主体并非生产工具,而是礼器和乐器。而实际上,卫“戎”是为了卫“祀”,戎前戎后又必得有祀,故而礼器最尊,食器、酒器,乐器,兵器等皆可作礼器,如鼎,钺等都成为了王权的象征。
  
  被誉为“镇国之宝”的商朝青铜器代表作“后母戊鼎”,据考证就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而《公羊传·桓公二年》中何休注: “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就更加充分地说明了这种青铜器所代表的森严的礼乐等级制度。
  
  青铜,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材料,不是首先用于发展社会生产力,而是优先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充做国家政权的要件。兵器是暴力手段,是国家强制力量的物质保证。
  

  礼器则是沟通神人的工具,又是政治权力的象征,具有青铜器的数量多少,象征着其等级之高低和身份之贵贱。故而,青铜器以物质形态的形式反映着商周时代的礼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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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青铜器纹饰产生背景
  
  商周青铜器纹饰产生背景,中国的青铜器艺术,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千余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商周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商周青铜器纹饰与王权、神权的结合尤为突出,其神秘、独特、璀璨的艺术特征延续了十多个世纪并营造了中国早期文明的极浓厚的神秘氛围。从而使它不仅直接作用并支配了那一时代,而且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及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期人类社会,动物对人具有神奇力量,而人则是被动的。对自然的无奈、恐惧与敬畏,使得人们期盼神力的庇护,甚至把自己想象为某种猛兽,刻画兽身人首或人身兽首的形制、纹饰。
  
  用青铜器上更为狞厉怪异的纹饰“辟邪免灾”,增强自身的安全感。《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也。”
  
  周人装饰饕餮纹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知道贪吃必将害己,也暗含着人对猛兽恐惧万分、痛恨不已又无能为力而诅咒它们自食其果的感情成分。
  
  这时青铜器纹饰中人形装饰极为罕见,偶尔出现时,也仅处于被动的地位,而饕餮面形常常构成全部装饰的中心,令人望而生畏。
  
  狰狞恐怖的纹饰是对命运的恐惧心理在青铜器纹饰上的投射:对异族是恐怖的化身,对本氏族则是战胜恐惧的符号。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运用智慧、工具与猛兽斗争,从偶尔取胜,逐渐相持,到掌握主动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一些猛兽虽然存在却不再像先前那样常出没于人们居住的村寨、城邑。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逐渐减少,甚至不是猛兽寻人残食,而进入了人寻兽而猎的时代。
  
  反映在青铜器装饰上,动物纹饰趋于程式化,前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饕餮纹、夔纹数量减少、面积缩小,所表现的怪异力量递减,逐渐失去了往日超自然的魔力。青铜器纹饰中动物纹仍然保存,已不再具有怪异的力量,或被现实动物纹、人物纹或几何图案替代。
  
  “商周青铜器纹饰上种种现象,首先不是出于奇异的审美观念,而是出于对自然力的崇敬和支配它的欲望的幼稚的幻想。”“商代青铜器的纹样,是与当时生活中的动物界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分不开的。
  
  也就是说,商代装饰艺术家所使用的动物纹样中,大多数都原来有一个土生的和与自然界有关的基础。
  
  工匠们“将主体的动物分割成相等的两半,拼成平面,再将同一动物的身体各部分予以重复。或将甲动物的一部分配合与乙动物的另一部分;或夸张其身体之一部而忽略他部,由此形成各种复杂的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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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各种奇异畸怪的形象出现。但题材都是自他们生活的环境中取出的”所以说,“饕餮纹所取的物象多是由来有自,取诸常见的鸟兽等物,或近取诸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