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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时期青铜兵器以及青铜器不为人知的故事

发表时间:2020-04-30 15:17

  我国古代的兵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最初的石兵器,到夏代的青铜兵器、战国末期的铁兵器,再到北宋的火器,其发展进程是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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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冷兵器时代的火攻战术,促使古代炼丹家们发明的火药很快应用于军事,并发展成为北宋的火器。


  南宋的火枪发展为元代的铜火铳,铜火铳又很快发展为明初的大铁炮,使我国古代兵器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

  我国古代兵器的成就,对世界兵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特别是火药和火器的发明,促使世界军事技术发生了一次革命,为近代枪、炮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夏代是我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但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数量不多,主要仍使用石、骨、木制等原始的兵器。

  商周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人们对兵器的数量和质量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保护自身,还用青铜制造了各种防护装备。

  这一时期青铜兵器的出现,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上的重要成就,也反映了我国古代青铜冶炼业的辉煌。

  兵器的水平是与生产技术,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大量的考古材料说明,在我国的夏王朝统辖的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工具在制作上比以前有了较大改进,出现了石镰、蚌锄、蚌镰等。

  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促进了其他行业的形成。在这之中,夏代的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使得当时的兵器也有了新的发展。

  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夏代的兵器的种类,除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的刀、匕首、矛头、锥、戈、镞、斧、铲、棒等型制外,还出现了护身的甲和用于作战的兵车。其中箭头的数量明显增多,质料和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

  夏代的箭镞不仅有石质、骨质和蚌壳质的,而且还有铜质的。在制作上也极精到,有的镞身断面呈三角形,脊和两翼刻有血漕,铜镞和制作精良的骨、蚌镞使得弓箭的威力大大提高。

  弓箭杀伤力的增强,必然促进防护具的产生和发展。这就是甲的出现。相传甲是夏代第七位夏后杼发明的,主要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手臂。

  杼是夏王姒少康的儿子,他在协助父亲攻灭东夷首领后羿、寒浞势力时,由于东夷人擅长射箭,弓箭十分厉害,杼的军队被善于射箭的东夷人用弓箭抵挡,遭受损失,无法前进。

  退回国都后,杼发明用兽皮制作的甲,兵士穿上后,不畏弓箭,能格挡敌人的刀砍箭射,战斗力大大增强,东夷人弓箭优势不复存在。身穿铠甲的夏人终于灭绝了东夷。

  车作为一种作战用具,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夏代车已被用于作战。兵车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使兵制和作战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新的兵种车兵,以及因兵车作战的特殊性而产生的车兵战术。

  商周时期,军队与战争规模扩大,对兵器的数量和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避免遭到更大杀伤,还开始用青铜制造各种防护装备。与此同时,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也为制造青铜兵器和青铜防护装备创造了条件。

  商周时期的兵器,按用途可分为远射兵器、格斗兵器、护体兵器3类。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遗物,有远射兵器中的箭镞和格斗兵器的戈等。后随实战需要,又产生出不同的进攻性兵器。

  商周时期兵器的种类大体有镞、戈、矛、戟、殳、钺、剑等。

  镞为远射兵器。商周时已使用了复合弓,并在矢上安装铜镞。商代的铜镞以扁平的凸脊双翼镞为基本形态两翼侧刃前聚成锋向后形成倒刺。

  戈是商周时的主要格斗兵器,在有锋刃的“援”后接安的“内”,就是柄,垂直装,用于横击、钩杀和啄击。商代的戈有曲内、銎内、直内等式。西周末到春秋时,戈制作工艺上有所改进。商周戈的长短,与使用的不同有关,一般说来,战车上用的戈较长,步战用的戈较短。

  矛是格斗用的长柄刺兵器。商代铜矛一般有中脊,向左右扩展,成带侧刃的扁体矛叶,然后前聚成锋,矛直通中脊,有的叶下侧设穿有的左右两侧设环以缚扎固矜。

  戟是戈和矛相结合而创制的格斗兵器。以戈为体、矛为刺,兼有横击钩啄和扎刺的性能。最早尝试将矛和戈用联装成一件兵器的例子,见于河北藁城台西的商墓中。

  殳出现在春秋晚期,是一种棒状格斗兵器。在南方江淮流域的楚、蔡等国,在3米多长的八棱形积竹柄顶端,装有一个青铜殳头,殳头刃部一般呈三棱矛状、锋利异常,可以刺杀,也可以砸击。殳主要用于车战,在两军车马交错冲撞时使其分开,故有棱而无刃。

  钺是用于劈砍的格斗兵器。为弧曲阔刃、两角上翘的斧形。商周时期多作为统帅权威的象征,如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两件铜钺,一件刃宽达0.37米,重达8500克;另一件刃宽0.38米,重9000克。器身均铸有“妇好”铭文,应是权威的象征。

  剑以前刺为主,也可用侧刃劈砍的卫体和格斗兵器。西周时的铜剑很短,不过二三十厘米,仅能充护体兵器之用。


  东周时期的铜剑有较大发展。它们制作精良,长度超过0.5米,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侧出刃,刃作两度弧曲状,顶端收聚成尖锋。最著名的是湖北江陵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是东周名剑中的精品。

  商周青铜兵器除上述几种外,还有用于防护的铜胄,用于鼓舞阵势的铜饶等。它们同样制作工艺精湛,并在实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时期绚烂夺目的青铜兵器,不仅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的成就,也昭示着商周青铜冶铸业的辉煌,是我国古代文明的物质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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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铜器不为人知的故事

  大约二千年以前,自晋侯苏编钟(西周)晋侯苏编钟(西周)奴隶社会的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到春秋时代结束。经夏、商、西周、春秋到封建社会的战国、秦汉,每一时期都有着前后承袭的发展演变系统。

  我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包括:礼器、生产工具、兵器、车马器和其他用具。其中礼器又包括了时期食器、酒器、水器和乐器。

  那个辉煌的时代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青铜文物,有的堪称无价之宝。

  毛公鼎

  毛公鼎,西周晚期青铜器,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出土于陕西岐山(今宝鸡市岐山县),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有497字、499字、500字三说),在目前所见青铜器铭文中为最长。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是说: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早在清朝道光年间,毛公鼎出土后,落入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之后又几经易手,到民国时落入收藏家叶恭绰之手。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


  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有朝一日将鼎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夺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誓不承认知道宝鼎下落。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


  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


  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典押给银行,由钜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浪他乡。

  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收藏于中央博物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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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式建成,毛公鼎成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之一,放在商周青铜展厅最醒目的位置,是永不更换的展品,后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两大纪念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