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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青铜器有哪些创新以及西周青铜器上的扬州风

发表时间:2020-01-16 15:56

  西周的铜器种类有较明显的淘汰和更新趋势,酒器的觚、爵、角、斝、觯、觥等趋于减少和退化,同时出现了自铭“饮壶”的新型饮酒器,食器有很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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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列鼎制度昀迟在本期形成。鼎的形制出现蹄形足,鼎腹发展成扁长方形的变化趋势,簋的发展也很快,不仅在制度上与列鼎相配,而且形制也出现敛口有盖,圈足下承三短足的新型式。簠、匜等新器种开始出现。编钟也在此期普遍形成。

  另外,西周中期青铜器的花纹趋于简朴,早期流行的花纹或已淘汰,或变形简化。常见的花纹有兽面纹、花冠顾首龙纹、分尾的鸟纹及新出现的直条纹、波曲纹和鳞带纹等。

  铭文记事性质更强,篇目更长,内容也多格式化,早期族徽铭文已罕见,或有也已与记事铭文相配。字体多古朴、端庄,平齐无波磔。

  班簋为周穆王时毛班所做,通高27厘米,口径26厘米。四耳饰兽首,下垂长珥作为支柱,其后又另有小珥。口沿下饰冏纹,夹有两道弦纹。腹饰阳线构成的兽面纹。低圈足,无纹饰。

  师遽方彝为西周恭王时期的青铜器。高16厘米,口沿纵长7.6厘米,横长9.8厘米,底部纵长7.5厘米,横长9.6厘米,重1620克。师遽方彝的盖如屋顶,整体做长方形,横长于纵,口沿下及圈足都略有收缩,腹部略鼓,两侧有耳,做高举的象鼻形,造型极为奇特。

  器内有中壁,分隔或为两室,可置两种不同的酒,盖的一侧沿有两个方形缺口,与器的两室相应,本当有斗可挹酒,但可惜已遗失。盖面及器腹部饰变形兽面纹,是此类纹饰的昀后蜕变形式。兽面纹除了尚可辨认的双目外,其余部分已变形,成为非常简单而草率的线条。

  师遽方彝的器身和盖内都铸有相同的铭文,器6行、盖8行各铸67字。大意记载周王在王宫中举行酒宴,师遽向王奉献礼品,王命令宰利赐给师遽玉圭等物品,师遽因以做器,以答谢天子的赏赐。

  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发现的大克鼎,为周孝王时期铸器,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通高0.93米,口径0.75米,重2015克。

  与大克鼎同时发现的还有小鼎7件、盨2件、钟6件、镈1件,都是膳夫克所做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为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

  大克鼎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3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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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青铜器上的扬州风

  我国的青铜时代经夏、商、西周和春秋,大约经历了15个世纪。中国青铜器的品种也极为丰富,不仅有酒器、水器、食器、兵器、礼器,还有车马器、农具、工具及各类生活用具等。

  这其中,尤以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最为上乘。铸造者准确把握铜锡比例,使得器皿品质优良,经久耐用。加之造型庄重,纹饰富丽典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在扬州博物馆《广陵潮——扬州古代城市故事》的众多展览文物中,一件最大、最重的“四凤铜盘”与一件“子作父宝尊”铜鼎残片向今人展现了西周青铜器制作之精美。

  1930年,在仪征破山口出土了一批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纹饰精美,颇具特色,这其中就有这件四凤铜盘。铜盘原件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今扬州博物馆为其复制品。在解放后,仪征县文化馆在破山口地区征集到一件青铜戈和一件青铜残片,残片即是这件“子作父宝尊”铜鼎残片。

  此件“西周四凤铜盘”重达500斤,直径1米,四端各立一只凤鸟展翅欲飞,大气恢宏中别有一股生气。凤凰在古代的神话传说中为群鸟之首、百鸟之王,是吉祥之鸟。

  从距今约七千年的河姆渡文化遗址、约六千年的仰韶文化遗址,到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的马家窑文化遗址,都出土过以鸟为题材的“日鸟合璧”或鸟纹图像的彩陶。

  到了商周时期,凤凰崇拜成为中原地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此时的凤凰已被视为一种万分高贵、傲然高洁的神瑞形象,象征着吉祥太平。

  这件“四凤铜盘”在扬州出土与扬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两三千年前的扬州居民被称为淮夷,商周之际,淮夷已是一个很强大的民族。他们曾与中原地区的商周长期对抗,在对抗中有战争也有交流,吸收了商周的先进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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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中原文化中“凤”的意象被淮夷人吸收,被作为神瑞的同时还赋予了它浓厚的地域特色,成为可以上达天庭、导引飞升的神祇。因此这件四凤铜盘并不仅仅是一件青铜盛器,还是中原文化与淮夷文化交融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