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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青铜器上的图形文字以及商周青铜器的美

发表时间:2019-10-16 09:46

  商周金文中有一些徽记性质的图形文字,有研究者将其定性为族徽。有的器物在图形文字之下,铸有被祭祀对象的人名,或在图像之外加“亚”字形边框,颇似后世之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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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形文字属于文字学中所谓象形字、会意字一类。图像的具体性,使几千年后的今人也能一目了然,比较直观地破解其所指的形象或寓意。这类绘画性的文字,导致了“书画同源”的说法。

  在图形文字中,人的形象、人际关系是表现的重点,图形文字中还有一些很容易辨识的动物形象分散于海内外的青铜器,常可借其共同的图形文字识别其族属、器群,判定其年代。

  东周金文: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书法艺术多向发展阶段。留下的实物遗存中,有书写的文字,包括简牍、盟书和写在陶俑、漆木器、纺织品等材料上的手书;另一类是铭刻,除青铜器铭文外还有石鼓文、玺印文字等。

  【石鼓文】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唐代初年在陕西天兴(今凤翔)发现。石鼓共10块,每块刻四言诗一首,内容皆记游猎,通称石鼓文。


  石鼓文的制作时代向来聚讼纷纭,1931年马衡撰《石鼓为秦刻石考》后,才公认为秦国的刻石。

  石鼓至今已历2000多年,石的表皮已多处剥泐,故早期拓本愈为珍贵,现可以看到北宋时拓本。

  这一时期,随着周王室统治中心地位的中落,差别很大的各国文字发展起来。到战国时期,形成两个大的体系,一是以秦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字体系,——是以关东六国为代表的曾被后世称为“古文”的东方文字体系,其中又以齐、鲁和南方的楚、徐、吴、越等国最具特色。

  东周青铜器铭文表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取向。一种是承袭西周以来的规范,较以往更注重笔划、结体的书写表现,有的端庄严谨,有的比较自由,不拘绳墨,还有的以印模打就,别开生面,如秦国的秦公簋铭。


  另一种铭文追求装饰性,例如蔡侯墓铜器群铭文,书者将字形拉长,笔画变为刚硬的直线和弧线,结体也图案化了。曾侯乙墓铜器群的铭文更加发展了这一倾向。在这些作品中只见笔画间刀刻的痕迹,而鲜有书写的意趣。

  楚国铜器铭文样式不一,有的是自由率意、豪放不羁的刻铭,如楚王肯簋铭,有的故意求变,流于怪诞,有的将笔画改造为图案装饰,如楚王肯盘铭,起笔尖细,转折处肥大,收笔成水滴形。

  这种字体被后世称为蝌蚪书。在楚、吴、越等地区更发展了一种鸟虫篆,将字体结构和一部分笔画变成鸟的形状。

  战国·中山王鼎铭(局部),1978年河北平山县中山王墓出土,河北省文物管理所藏。铭77行469字,皆刻凿于器外,布满器体。河北平山县战国时期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有90件刻有铭文。

  其中的中山王壶铭448字,中山王鼎铭469字,详记中山国世系与史事。铭文字体修长,起、住笔皆出锋,在字体局部结构上保留有鸟虫篆的特点。

  西汉·鸟篆文铜壶,高44.2厘米。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藏。壶身用金银丝嵌错出鸟篆文和动物纹饰。这些铭文表明。

  在东周尤其是战国时期,人们更有意识地追求文字书写的装饰美。然而因为过分追求标新立异,缺少书写者情感的注入,这类字体在书法史上并不被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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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周青铜器究竟美在哪

  商周青铜容器,如按照器物腹部的截面形状分类,大致可以分为长方形、方形、圆形与椭圆形四类,这也代表了商周青铜容器形体造型的基本类型。

  而方、圆、椭圆本身可以说是规整的几何图形,均有轴对称的特征。作为容器的腹部,在其最重要的部位作如此设计,这就自然从根本上保证了整个器形给人以视觉上的稳定与庄重的感觉。

  商周青铜容器在形体的造型上遵奉此一原则,当然与这些青铜食器、酒器、水器在实际用途上多数是作为礼器被应用有关。

  与此形体造型之特点相应的是,此一时期青铜器的纹饰也彰显了青铜礼器的庄重之势,因此凡主要部位的纹饰也具有三点特征:图案性强、布局多呈轴对称状且形象森严,最典型者如所谓饕餮纹。

  商周青铜器艺术之美最集中地表现为在每一件堪称为艺术精品的青铜容器上,都展现了一种从表面上、从概念上看似有矛盾,但又被高度地和谐在一起的两种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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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在造型基调上呈现的肃穆、庄重的气质与同一器体在设计上洋溢出来的活泼、灵动的风格。正是这样的两种因素,被自然又巧妙地融合为一体,使商周青铜器具有无穷的韵味。